“張小鼎：一位文學編審的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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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張小鼎今年出了一本新書。 《一個編輯審查的視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書出版前兩個月，張先生給我寄了封面，幫他參謀。 夏天書出來了，我去他家拿書。 正好，他給天津，石家莊的老同學們，我給他帶來了。 其中包括中華讀書報魏琦。 兩天后，我給魏老師打電話，說他能幫我在這本書上寫書評嗎？ 我說了，我可以考慮寫一篇。 ——畢竟拖到今天。

我和張先生的認知時間不太長。 只有25年。 交往，由我公開，半私半公，兼顧公私。 小張這幾年對我的援助，可以說是對中華讀書報的支持，所以也可以說是私濟公。 年，中華讀書報創立20周年，我被老同事們拋棄，寫了紀念復印件。 本文提到兩個人，兩者都不在報社，但對中華讀書新聞有特別的貢獻。 其中一個是張先生。

二

其實，中華讀書報認識張先生的不僅僅是我。 但是，從長期交往的“濃度”來說，我應該能說得越來越多。

1995年67月，浙江文藝出版社為了出版新版《魯迅全集》，各大報紙相繼發表新聞和評論，也引起了爭論，中間，人文社的激烈反應。 到了9月中旬，爭論中開始有火藥氣味。 月14日晚78點，張老師給我打電話，說明天魯博(魯迅博物館)開會，以中國魯迅研究會和《魯迅研究月刊》編輯部的名義召開，魯研究界有名的學者幾乎都要來。 這件事現在是熱點，你得問問。 張老師還告訴了我王得后的電話。 王得后告訴我我要參加了。

第二天到魯博，找到會議室，找國王，然后小王來跟我打招呼。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 那么，這個大房間有學術界的大佬，老一代的，王景山，晚一代的，陳漱渝，黃侯興，錢理群，王世家，吳福輝，還有王富仁，陳平原，葛兆光等，這孩子，都認識了。 這個會，雖說是議論，其實輿論一邊倒，支持浙江文藝，反對人文社。 這樣的會，人文社的編輯張老師當然很難參加。

這篇文章有轟動的標題。 “書沒出，為什么錯？ 》見于1995年9月20日的中華讀書報第一版。 當時的新版《魯迅全集》已經沸騰了，這篇報道像火上澆油一樣，學術界和出版界一下子爆發了。

2000年3月2日是左聯成立70周年。 一月初，我和張老師商量，采訪了一點人報道。 張老師會聯系我。 他不僅提供名單，還直接給我們打電話。 而且，大部分情況下，他會先給我們打電話，證明情況，做鋪墊，我們去的話，會很順利的。 那個時候，寫《左聯史》的姚辛也在北京，他的《左聯詞典》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他住在光明日報招待所。 張老師也和他很親近，中途聯系姚辛，調整了采訪。 樓夷的員工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張老師也聯系過，這時樓適夷住院多年，身體狀況已經不允許接受采訪。

我們第一次采訪的是梅志。 那天北京下了大雪。 我和侯藝兵跑到木俁，連續幾個小時集中在梅益、秦川、李之璉等幾個采訪上，第二天又去采訪周而復始，第三天去方莊采訪伍孟昌。 在這里，最年輕的是秦川，出生于1919年，那一年也81歲了。 為了查閱資料，我找到了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李蕭琰，向他求教。 李先生《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詞條的作者。 他家住在豐臺站西邊的正陽大街，相當偏僻。 我只見過李先生的兩面，是為了這次“左聯”的采訪。 我第一次借書。 第二次是還書。 李先生兩年前去世了。 我們當時采訪的幾個老先生，更一個也沒有了。

左聯成立大會是1930年3月2日，我們的報紙于2000年3月1日出版，比紀念日早了一天。 1版，《思念左聯》的全段標題，6個大字，分別比核桃大，紅色套裝。 侯藝兵拍的老左聯的一排照片，站在天地，齊刷刷站在左邊，有視覺沖擊力，比較震撼。 這個版本可以說是張老師、侯藝兵和姚辛，大家一起做的。 但是第一份工作，應該記在張老師的頭上。

除了為我們提供寶貴的線索，張老師還親自動手，在中華讀書報上寫了一些重要的復印件。 年是《西行漫記》出版80年。 上半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為此召開了紀念座談會，特別邀請了張小鼎先生。 當時，張老師為《西行漫記》的出版，去北圖尋找胡錦之的原始文獻，做過基礎性的工作。 2005年，他寫了一篇長文，記述了《西行漫記》的誕生過程、出版歷史和國際影響等。 這本書的出版，他也付了很多。 但是在這篇文章里，他沒有提到自己。 他的這份復印件于中華讀書報2005年8月3日發表，轉載了多家報紙。 2004年5月12日，張老師拿著緬懷林辰的復印件寄給了我和魏琦編輯的讀書報紙《學術雙周刊》。 1996年11月6日還有張老師的《魯迅茅盾聯名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賀信》，研究相關史實也是值得的。 他的《魯迅全集》的三個里程碑式版本也是非常有價值的出版史文獻，我親手轉載了中華讀書報2005年2月23日發表的《洛陽新聞文摘》的全文，然后收集了不同的研究文集。

但是，張老師最有影響力的一篇恐怕發表在1997年7月30日的《真偽照片背后的故事》中。 1997年是商務印書館的一百年。 5月7日，中華讀書報刊登了《商務印書館百年照片回顧》的全版。 其中有魯迅、周建人、許廣平和孫伏園的照片。 其實，這是“特殊歷史時期改編的照片”，用張老師的話來說是“贗品”的照片。 那一年的真正照片里，其實有兩個個體，是林語堂和孫伏園的弟弟孫福熙。 通常網友一眼就走了，張老師看報紙，當天給我打電話，說這是不對的，貴報應該想辦法修改，消除壞影響。 我聽了，很興奮，張老師就這個話題寫復印件，不是很好嗎？ 利用這個可以介紹與網民相關的文學史背景知識。 張老師說這種事不僅要寫這張照片，還要寫，一起寫。 于是，他真的花了好幾個星期，寫了復印件，找了三組真偽照片，一一對照，證明了歷史背景，對照魯迅日記等原始資料，整理了史料，弄清了歷史。 據說張老師在做史料，其實他真有思想。

三

20世紀60年代初，張小鼎大學畢業，來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在“文革”后期和70年代末，完成過國家文物局暫時指定的任務。 1975年10月，周海嬰就《魯迅全集》的出版和魯迅研究室的增設等向毛澤東重寫，得到了“贊成”的指示。 第二年，南開大學李何林調到北京，擔任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 張小鼎也在研究室和博物館的兩邊工作。 1980年11月，被分配到人文社設置的“瞽編”，在王士菁和牛漢的直接指導下，參加了《鸛秋白文集(文學編)》的編纂事業。 《文集》的顧問是李維漢、陸定一、周揚。 所有員工都是在胡喬木領導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協助下開展的。 其中，1980年5月，張老師被周海嬰電話邀請三次，實在不能拒絕，于是回館與陳漱渝、孫瑛、葉淑穗合作，編纂了《魯迅畫傳》，1981年人民美術出版社以中英日三種復印件出版。

1983年4月，《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成立，葉子銘擔任《茅盾全集》編輯室主任，王仰晨擔任副主任。 茅編室》最初隸屬于中國作家協會，后來隸屬于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6年秋天，葉子銘調到南京大學。 1988年，張小鼎是王仰晨的繼承人，接受了茅編室的工作。 熟悉情況后，他深感《茅盾全集》的編輯發表新聞遠比《鵲秋白文集》難。 這不是因為全集卷浩繁，文案博大精深，文章時間跨度長，收集碑文相當困難。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問題。 比如，全集的編輯思想還沒有確定。 文章標準不嚴格的復印版本很混亂。 注釋繁簡不按標準基礎業務不扎實:復印件字模糊，用手寫字，掉行，漏頁，沒有認真校準。 注釋班巨大松散，20多人分散在全國各地，無法工作等。 上述一系列矛盾不及時處理，事業就不太容易開展。 在葉子銘的支持下，他們利用茅盾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廈門大學召開的航班，抽出時間召開了“會議中會”。 1988年秋天，這件事順利完成，為以后的事業奠定了基礎。 《茅盾全集》后期18—40卷從事繁重而雜亂的編輯、校注、出版、協調和新聞工作，就這樣落在了老張的肩上。

他參與過校注、編輯的是《老舍全集》和《魯迅全集》的修訂，是《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委員。 張小鼎初步統計，2005版《魯迅全集》對魯迅的著作副本作了23400多條注釋，總字數達240萬字，僅補充新注就達1500多條，需要重新修改的也達1000多條。 這是巨大的事業量。 張小鼎作為出版方人民文學出版社方的專家參與這項工作。 《茅盾全集》《老舍全集》都獲得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

張先生訓練積累了幾十年，掌握了深厚的學術基礎。 他是個史料研究透徹，爬梳子清楚，考試嚴格，專業從事所謂現代文學研究的人，未必能超過他。 小張長年從事史料工作，因為不認識的人認為他只能整理史料。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老張做史料不是他不能做理論研究，而是早點他從現實中吸取教訓，給自己“約法三章”，只做史料，不做評論和理論。 但是，他的這些史料性復印件，例如《斯諾和魯迅》、《呼秋白和文學研究會》、《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西行漫記》是中國》、《永遠的《紅星》是世界上閃耀的》、《海倫斯諾和冰心》、《漢堡嘉夫人和魯迅》、《西行漫記》 另一方面，這些文案沒有以后的理論素養，寫不出來。

專門研究現代文學史料的著名學者劉增杰對張小鼎關于這些《魯迅全集》版的研究“印象深刻”，評價極高，張小鼎的復印件系統地總結了《魯迅全集》四次出版中取得的成績和問題，“濃縮” “這篇文章對有關的具體文學事件的說明特別有力量。 魯迅《答徐戈庸與抗日文藝統一戰線問題》一文的注釋，糾纏了很久。 論文作者按時間順序，冷靜客觀地列舉事實，耐心地整理分析混亂的史料，明確問題，使網民能夠讀取史料自己擁有的巨大思想。 ”。 劉增杰《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中西書局，)一書中有一些對張小鼎復印件的引用和評價，這只是其中之一。

張小鼎關于《西行漫記》譯本流傳和影響的研究也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王暉是《百年報告文學:文體流變與批判態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的書，張小鼎對《西行漫記》一些重要中文譯本的流傳與影響的研究是“非常新的意義”、“西行漫記”，報告文學的版本學與傳播學研究 梁志群認為，張小鼎的研究為《西行漫記》翻譯的分解提供了重要線索，填補了《西行漫記》版本學研究之一空白”(《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4期)。 美國著名的斯諾研究專家奧克蘭大學歷史系教授伯納德·托馬斯在《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吳乃華等人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一書中引用張小鼎的論文和資料，高度評價他的研究。

小張為人極其安靜。 以他的水平，他掌握的龐大史料和各種手資料，他能寫比現在多十倍的復印件。 但是他把第一時間和精力花在編輯工作上，樂于為作家和學者們服務。 他今年八十多了，第一次出書。 他說，這些《約法三章》下的枯燥史料性文案，沒有個人整理書籍的野心，如果不是文壇前輩和學術界朋友的力量，“沒有他們多年的熱情鼓勵和勸說，我不敢出書”。

讀了這些話，我真的有點難過。

老一代大編輯以趙家璧、曾彥修、范用、王仰晨、常君實為代表，出生于30年代的這一代，張小鼎可以說是學者型編輯的優秀代表。 在1991年馬良春、李福田主編的《中國文學大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中，張小鼎已經作為“編輯出版社”獲得了收入。 《一個編輯的視野》一書可以取得張先生第一份拷貝的成果，反映他的水平。 全書包括三個部分，也是他研究的三個主要方面:魯迅研究、國際朋友研究、現代文學研究。 每篇文章都非常有價值，值得閱讀。

四

張老師1937年出生在南京。 父親是鐵路會計。 他出生不久就和家人一起逃到重慶了。 我在重慶上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趕上了大轟炸。 抗戰勝利后，他隨著監護人員工的調動，在東北錦州和北平上了小學。 五十年代，他又和父母一起去河南，在鄭州讀中學。 為了得到優質的教育，保證將來順利考上好大學，在哥哥的鼓勵下，他于1953年毅然離家出走，幸運地考上了住宿的北京四中，高中畢業了。

1956年春天，政府呼吁“向科學進軍”。 這個夏天，張小鼎畢業于北京四中。 他的監護人繼續支持他上大學，學習科學技術知識，掌握技術的長度，決定將來報答祖國。 “但是，‘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50年代有相當流行的稱號，確實涉世不深，喜歡文藝的青年學生有磁石般的魅力。 ”。 于是，他考了南開大學的中文學科。

1960年冬天，張小鼎堅持申請，允許參加農村整風社，隨著包括系主任李何林教授在內的中國文學科高年級部分教師和學生，作為河北省委職工隊伍的“助手”，去邯鄲臨城公社“三類”社隊 生活條件太苛刻，他的腳很快就腫了，不久畢業工作時，他得了兩次沒有黃疸也沒有急性黃疸的肝炎。 但是，“蒼天仁愛只是讓我繞鬼門一周，幸運的是又想辦法活下來了”。 對此，他始終無怨無悔，忍受著嚴峻的政治考驗，不僅理解了許多貧困的下中農生活的痛苦，還上了農村階級斗爭的課，他驕傲地說:“這可以說是我大學五年來受教育最多，永遠難忘的時光?！?/p>

張老師特別懷念人生中幫助他的人，特別是學術界的前輩。 比如，李何林是他的老師，也是他的領導。 也有王士菁、牛漢等前輩、葉子銘等同齡人的前輩。 他特別佩服的是另一個王云繅，電影評論家、《中國電影藝術史略》的作者。 《文革》后期，張小鼎認識王云繅，王先生的話重心長鼓勵，督促張小鼎寫文章，讓小鼎敞開心扉，舉筆寫文章。

五

張老師自己說，他是大時代的小人物，基本上以從事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編輯和研究為主。 如果必須用幾個關鍵詞概括張小鼎的話，這幾句話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資深文學編輯、魯迅研究專家、斯諾研究專家、現代文學史料專家、《茅盾全集》、《呼秋白文集》編輯。

這些枯燥而有點抽象的話多少會掩蓋他的真實形象。 在熟悉他的朋友們眼里，他是個親切的人，很樂于助人。 像王觀泉、姚辛、趙武平那樣，提到過他的幫助。 延安大學學者梁向陽在張小鼎的幫助下，在復印件上特別寫明了這一點。 研究現代文學的博士、碩士大多提到張先生對他們的幫助，很多人紛紛贈送自己的新著感謝他。 另外在《沈從文全集》等重要的現代作家全集的出版過程中，編輯和出版社也得到過張小鼎的無私援助。 就我個人而言，只需介紹多位前輩作家和學者就能排起長隊。

在中華讀書報中，關于《魯迅全集》《魯迅譯文集》的信息、復印件幾乎得不到張老師的幫助。 另外，他給我介紹了周海嬰，裘沙。 之后，我多次采訪周先生和喬先生，發表了他們倆共同撰寫的《關于逆境中產生的文獻——魯迅寫真集的非功勞》。 (中華讀書報1997年9月4日第5版)。 2003年11月，巴金百歲，張老師向我們介紹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資深編輯王仰晨。 王先生是第一屆韜獎獲得者，是《巴金文集》和《巴金全集》兩套大本的責任編輯。 侯藝兵和我一起采訪王仰晨和李致(巴金的大侄子、四川省出版局局長、《劉文學》作者)，做了全面。 更早的時候，1996年，張老師給我介紹了郭平英(郭沫若女兒，郭沫若紀念館館長)。 同年，茅盾百年生日，張老師通知我，邀請我開會，介紹孔海珠、葉子銘和茅盾哲嗣韋韜。 在那個會議上，我認識了陳?？?，李頻。 當時的學者們記得會議條件很差，葉子韜和韜兩個人住在一個標準之間。 在那個會議上，財務小組有葉子銘的學生，來自河南大學，即《胡適評傳》《吳密傳》的作者沈衛威的青年學者。

這上面列舉的所有學者，后來都和我有了一些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認識這些人后，大部分人都提出了大文案，大公案。

張先生對人的真誠，幫助別人的累到什么程度？ 人們越是“看慣了”“熟悉了”。 ——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說，他一貫熱心幫助別人，久了，人們經常忘記。 他所做的事，其實已經超出常規了。 他做的事，放在別人身上，人們真的覺得很少見，覺得受不了他做的，大家都很自然，似乎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他當然會吃虧。

張老師個子不高，中等個子矮，但頭大，眼睛大，嘴也大。 張老師還說兩個優勢，或者說兩個“對比”:一個是他的專業是史料，不知道的人，當然可能覺得做史料的往往是古板，死板，沒意思。 ——不一樣。 張老師不僅親切，而且活躍，感興趣。 其次，他非常矮，謙虛，從不爭名逐利。 據我所知，他一生沒有做過副處級以上的官員，他最高的頭銜是人文社資料室和現代文學編輯室副主任。 他不是沒有當官員的機會和能力，而是真的不想當。 他重視的是什么中國茅盾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斯諾研究中心委員，是學術的虛位，從世俗的角度來說，沒什么用，但張老師是自己貢獻綿力，結交學術界朋友，不斷更新自己知識結構的好平臺

他真是個謙虛的君子，從不與人爭斗。 多年來，他寫文案也不多，走出現代文學研究圈，認識他的人很少。 ——另一方面，他的聊天與他的文案較少形成鮮明對比。 張老師平時和朋友在一起，胸無城府，親切聊天。 我們成熟后，見面，打電話，只要提起話題，他就可以一直說話，有時他自己覺得不好意思，說。 啊，我說得太多了嗎？ ！ 然后，在我的鼓勵下，又接上剛才的話頭，繼續說。

他是這樣純粹的人，對人極其誠實的人，是有赤子之心的人。 他在著作的后記中說:“韶光容易過去，歲月無情。 不知不覺中，自己從天真幼稚充滿幻想、熱愛祖國的年輕學子那里，變成了心態平和、樂于助人、行走的老人”。 ——但是我覺得他一點也不老。

第一次見到張老師是在1994年3月，那天下午，我去了南小街人民文學出版社，見到了張老師。 后來張老師知道我來了光明日報，很高興。 八月底左右，一個周末，他叫我去他家。 那時他住在阜成門外，一個小單元房，兩個房間，大廳很小。 張老師和夫人何老師非常熱情地招待我吃了午飯。 從那以后，我粘上了張老師。 (祝曉風)